一是从“纯粹草根”到“体制内生的伙伴”，实现体制内协作角色的创造性转化。在中国模式下，政府主导成为一种“结构性赋能”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、提供政策支持、建立工作平台，为同伴教育提供了合法性、稳定性及可持续的资源供给保障。
二是从“经验权威”到“专业保障”，实现专业社会工作与同伴经验的有机融合。中国模式以社会工作为专业技术支撑，形成了“双轨赋能”机制。社工扮演着督导者、能力建设者、资源链接者和关系协调者的角色，将同伴的“默会知识”进行系统化提炼，帮助同伴提升沟通、策划、领导等能力，并维护其服务的伦理边界。这使得中国的同伴辅导员不仅是“过来人”，更是经过系统训练、掌握一定专业方法的“准专业人员”。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催化，“实践经验”上升到“专业指南”。
三是从“自助互助”到“自助、互助、助社会”，实现社会价值的拓展与升华。中国模式在个体层面“自助”与群体层面“互助”基础上，增加“助社会”维度。同伴辅导员以禁毒志愿者的身份走进学校、社区，结合自身经历开展禁毒宣传教育，成为公共健康的倡导者、政策倡导者、社会治理的参与者。这一“助社会”的转向，极大地提升了同伴教育的合法性与社会认同，也为同伴赋予了更高自我价值感与人生意义。个体康复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结，契合中国“家国同构”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文化心理，进而激发更深层次的康复动机与持久的服务动力。
中国禁毒同伴教育服务模式的本土实践，向我们展现了一条超越简单“拿来主义”的知识建构路径。它既吸收西方同伴教育“尊重主体性”“运用朋辈影响力”的核心精髓，又与我国的强国家传统、集体主义文化及现代社会治理要求深度融合，形成社会工作自主知识建构的实践范式。
